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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中日韩三国加强自贸合作符合各自国家利益，是推进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步骤。2019年底，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并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拟定了深化三国合作的战略性规划，为中日韩经贸关系提质升级奠定了良好基调。但是，鉴于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摩擦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紧张等，中日韩经贸合作前景也面临着困难与挑战。

　　中日韩经贸合作，特别是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构想早在2002年底召开的三国领导人会议上即已正式提出。三国政府及学界对其可行性及对各自产业、行业等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研讨与评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增强抵御区域外风险的能力，三国将密切经贸合作，加速自贸区谈判进程列入政策选项。2013年以来，中日韩已完成十六轮自贸谈判，虽达成不少共识，但是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目前，中日韩关系中出现积极动向为三国密切经贸合作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一）中日关系持续回暖。安倍政府较为积极改善对华关系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在特朗普强势的单边主义政策下，其以美为主的外交路线收获有限，不得不回归现实。二是希借助中国发展提振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各项刺激方案政策效果已接近极限，制约日本经济的长期通缩、生产力下降、人口减少等问题一时难以突破。为延续景气扩张势头，安倍希望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在产能、财政、金融、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拓展双方经济关系空间。

　　首先，两国政治关系改善。2018年，李克强总理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日。这是继温家宝总理2011年访日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日本，标志两国关系回归正常轨道。随后，日本首相安倍访华，也是7年来日本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安倍政府对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态度转向积极，明确愿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2019年，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安倍会面，双方达成十项共识。

　　再者，双边贸易止跌回升。中日贸易额连续数年低迷。2015年跌幅高达-15.3%。2017年止跌回升。2018年，中日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030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1497亿美元，增长6.8%，自中国进口1807亿美元，增长4%。中国继续成为日本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与其第一大出口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中国还继续坐稳日本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地位。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影响，中日贸易增长势头出现一定波动。据初步统计，中日贸易额为2.17万亿元，仅微增0.4%。

　　第三，安全谅解有所进展。中日两国安全防务交流增加。2018年，中日达成《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启用防止偶发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以避免双方在海空域“擦枪走火”，以致演变为严重军事冲突。这是近年来中日在管控双方领土等领域分歧，防范两国关系受到冲击，突破安全困境方面的重要进展。2019年4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国际观舰式。8月，涉及防务、外交等议题的中日战略对话时隔7年重启。10月，中国导弹驱逐舰“太原”号访问日本。12月，中日防长再度举行会谈。同期，安倍政府在南海、印太战略等问题上或少有谈及或调门降低。

　　（二）中韩关系加速修复。中韩关系在朴槿惠政府时期一度达到两国建交以来最佳水平，但当美韩正式宣布落实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关系迅速冷却。2017年，韩国文在寅政府上台开始改善对华关系，表达“三不”立场，即不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并确认无意损害中方安全利益。中韩关系实现转圜，贸易额快速回升,2018年，韩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2686.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1.9%。双方关系加速修复主要基于如下动因：

　　首先，中韩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最终目的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三星、现代等财团均以中国为第一大市场。中国对韩国技术、产品、市场有需求，双方在电子产业领域内合作关系尤为密切。

　　再者，韩国文在寅政府推行的“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较大程度上存在呼应，两国都有意探讨双方在东南亚、南亚等第三方市场展开更广泛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最后，从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来看，文在寅政府施行较为温和的对朝政策，中国肯定朝韩双方持续推进和解和合作的政策与行动。中韩在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化解地区紧张局势，创造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外部环境方面态度一致。

　　（三）日韩关系破冰。此轮日韩关系恶化的导火索是慰安妇、二战劳工补偿问题。2017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裁定支持二战时期遭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的索赔权。之后，韩国又宣布《慰安妇协议》违宪，并于次年解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事实上废除了此前日韩在相关问题上的谅解与协议。双方在历史遗留问题和政治领域的矛盾再次激化，直至演变为经贸冲突。2019年7月，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含氟聚酰亚胺、半导体光刻胶和高纯半导体用氟化氢三种材料实行管制，并正式将韩国排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进一步加强对韩国出口管控。韩国电子产业等面临重大冲击，韩国政府也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双方对立姿态保持至今，但已出现缓和迹象。两国通过部长级对话等渠道保持关系不至于继续恶化。日本随后适当放宽就上述半导体材料对韩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韩国也续签《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暂停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日本。

　　当前中日、中韩、韩日关系虽不尽如人意，但总体来看仍是中日韩启动自贸谈判以来最有利的局面。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实行“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中日韩及其产业链协作造成巨大压力，促使三国谋求合作动力增强。中日韩成都领导人会议由政府高层从政治上肯定并强化了三方化解分歧，提升贸易自由化水平，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意愿和目标。

　　如前所述，中日韩经贸合作进程呈现较为明显的外部危机驱动型特征。当前，全球和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形势复杂，推动三国再次走近，寻求深化、升级经贸合作新路径，以应对变局与危机。加之，与十几年前相比，中日韩三国各自综合国力及相对地位已出现较大改变，经贸合作前景面临新的难题和更大挑战。

　　（一）三国经贸相互依赖关系变化。总体而言，三国相互依赖关系有所削弱和失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激发中日韩抱团取暖的意愿，探讨建立自贸区以减少外部冲击，增进整体福利。之后，中日、中韩、日韩间贸易绝对数额仍在增长，但在各自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发生明显变化。2007年，中日、中韩货物贸易额在中国全球贸易额中分别占比为13.47%、8.24%。2018年，这一数字降为12%、6.1%。中国对日韩贸易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同期，日韩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则在上升。2007-2018年，中日贸易在日本全球贸易中占比由17.74%升至21.37%。中韩贸易在韩国全球贸易中占比由19.90%升至23.56%。而日韩贸易则在其各自全球贸易中占比略有下降。2007-2018年，日韩贸易在日本全球贸易中占比由6.1%降至5.69%，在韩国全球贸易中占比由11.2%降至7.42%。此外，中日韩区域内贸易比率长期难以突破20%，远远低于欧盟的64%、北美自贸协定的50%、东盟的24%。

　　（二）三国产业相互竞争性增强。从全球范围来看，中日韩均已是制造业强国。在部分产业上，如电子行业，三国各为产业链上主要环节，互补协作的一面突出，区内贸易活跃。日本企业在半导体材料生产等上游占据相对垄断地位，韩国企业在科技含量较高的存储器、面板及元器件等方面占据相对优势，中国企业生产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材料、元器件等并完成封装、组装。以华为P30 pro手机为例，按照成本金额计算，在一部整机中，日韩提供的元器件占比分别为23%、7.7%，中国大陆本土占比为38.1%。但随着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向中上游攀升速度加快，汽车及其零部件、石油化工等行业相对日本、韩国竞争力明显增强。至于农业，更是三国均致力于特别保护的行业领域。日、韩农业利益集团长期是反对任何自贸协定的主力。目前，日本对进口商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仅为2.45%，但是对食品、蔬菜的税率则分别达12.66%和17.75%。韩国则更甚，对进口商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仅为4.83%，对食品、蔬菜的税率分别达14.40%和112.36%。中日韩加大农产品市场相互开放程度难度不小。日、韩此前占据优势的文化娱乐、电子竞技等行业竞争性日益突出。

　　（三）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化。美国将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视为其全球战略的前沿地带，其相关政策调整对地区政治经济环境及中日韩合作关系影响巨大。鉴于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等因素，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制定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试图推动有关国家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维护其地区秩序的主导地位。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则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为其后续加大对亚太事务介入力度，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与行动提供支持。目前，一方面美国全面调整与中日韩的经贸关系和地区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在与中国贸易摩擦持续加剧并展开紧张谈判的同时，美国依其意志推动与韩国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达成《美日贸易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基本满足其利益诉求。中美经贸谈判历时近两年，达成《中美政府经贸协议》，两国经贸关系结构性调整进程步入新阶段，中美经贸关系的最紧迫课题从“脱钩”的忧虑，转变为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挂钩”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逐步落实印太战略，密切与印度、日本等重点国家的协作关系，在加强军事、政治部署的同时，意图通过调动投资、制定“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等手段充实这一战略的经济内容。而且，朝鲜半岛、南海、台海问题等也牵动相关各方核心利益，成为域外力量随时可利用，牵制中日韩经贸合作进程的不稳定因素。

　　当前中国在协调三国经贸合作方面处于相对主动地位，一是导致此次日韩经贸冲突的根源没有解决，而是被暂时搁置，双边关系短期内难有实质改观。相比之下，中国与日本、韩国关系则稳中有升。二是，日本、韩国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大，产业链协作需求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电子、汽车等产业的冲击再次突出了中国在地区价值链上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三是，日本、韩国有对冲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冲击，并在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方面争取更大话语权的意愿。

　　（一）拓展数字贸易等三方合作新领域。中日韩自贸谈判或会加速，但近期达成一揽子自贸协定难度大。除了受到政治、历史问题纠缠外，三方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边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期待差异仍大。日韩曾在2005年前进行过六轮自贸谈判，无果而终。中日自贸谈判则从未正式启动。中韩自贸协定则因其落后于实际而尚待更新。目前，三国传统经贸关系正在经历调整，但产业合作基础稳固，难以出现颠覆性变化。为保持三方经贸合作的活力，亟待就代表全球经贸活动发展新方向的议题，特别是数字贸易展开讨论。世贸组织早在1998年即着手建章立制，对通过信息技术进行的跨境交易行为加以约束。近些年来，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迅猛增长，对传统贸易方式、价值增长模式、服务贸易发展、国际贸易格局、经济一体化进程等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据世贸组织研究估计，2016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价值即已高达27.7万亿美元。2019年，76个世贸组织成员宣布启动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谈判。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正由美、欧主导并形成了两种模式。日、韩与美、欧达成或修订的贸易协定中均有关于数字贸易的内容。从全球范围看，中日韩均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前列，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较强，数字产业生态较为完善。金融危机以来，三国均制定了一系列加速发展数字经济的规划。日本发布《日本制造业白皮书》《集成创新战略》等；韩国发布了《创新增长引擎五年计划》等。目前，三国之中，仅中韩之间通过自贸协定对数字贸易内容有所涉及，中日韩可否早日就该领域达成共识，将直接影响三国经贸合作关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今后中日韩自贸谈判中，三方亟待就数字贸易中的关键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关税征收、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存储本地化、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展开深入讨论。目前，中日韩是全球产业链的亚洲中心，贸易总额在全球贸易中占比约1/5。据预测，2018-2022年，中日韩电子商务的复合增长率将分别达12%、7%和6.2%。三国如能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取得突破，将有助于打造全球数字经济的亚洲枢纽，在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方面确立有利地位。

　　（二）通过RCEP等多边机制带动中日韩三边合作。中日韩经贸合作水平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密切关联。2019年11月，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发表了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宣布RCEP成员国已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问题谈判，并将在2020年签署协定。RCEP对中日韩关于自由贸易的不同期待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日本横跨CPTPP、RCEP、中日韩经贸合作等区域合作进程，既是水平较高的CPTPP的主要推手，也是RCEP的重要参与者，还是影响中日韩合作成效的关键角色。目前，日本认为RCEP标准不高，更为重视CPTPP，将其视为在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加强自身经济、外交影响力的基石，并认为其更能体现未来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但CPTPP的11个成员国GDP总量仅占全球GDP的13%，规模和影响具有局限性。日本期待在未来扩员计划中发挥主导作用，借此提升其对地区事务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韩国目前对日本、澳大利亚等主导的CPTPP有所忌惮，认为有关条款将损害其农业、汽车等行业利益，至今与之保持距离。至于RCEP，鉴于其自贸标准和水平，韩国对其能够带来的贸易利益增量评估不高。而且，事实上，韩国已与除菲律宾、泰国之外的RCEP所有成员签有双边自贸协定。

　　但是，RCEP可在中日韩尚未达成高水平自贸协定的情况下，为三国提供相当于自贸区的贸易、投资便利与自由，并减缓或回避历史问题等对双边经贸合作关系的冲击。而且从长远看，RCEP巨大的市场、贸易规模及其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潜力所支持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不可低估。

　　（三）鼓励“一带一路”项目与日韩区域发展规划对接。几年来，日韩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由初期的疑惑、观望转为接触、互动。2017年，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等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随后，安倍首相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并提出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联系的可能性。2018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双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恶性竞争的局面有所缓和。总体上，日本对“一带一路”心态复杂，一方面希望借助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对冲“一带一路”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希望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所创造的经济机遇。同时，又想在区域发展路线方面展现大国的政策自主性，着意使用“印太构想”，减少对抗意味。韩国文在寅政府为寻求经济、外交突破，希将其经济关系向北方的俄罗斯、蒙古、中国等以及向南方的东南亚地区，特别是东盟、印度拓展，相应地提出了所谓“新北方政策”与“新南方政策”，并就实施两项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提出全面具体设想。但是，韩国推动“新北方政策”受朝鲜半岛局势、美俄关系等因素牵制较大，南向政策则较为活跃。于是，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发展设想规划在东盟地区出现较高程度的重合。这一状况也符合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目前，东盟市场成长迅速，对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为开展三方合作准备了有利条件。中日韩可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求同存异，建立良性的竞合模式，实现共赢。为此，我也可考虑从三个方面推动优化“一带一路”倡议，一是透明化。增加开放度、透明度，项目的招投标、融资等信息应公开易得，竞标程序公开，更具竞争性等。二是市场化。发挥企业自主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创新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合作模式，避免排他性运作方式。三是机制化。与日韩等国家就项目规划、运作、管理等探讨建立互动合作机制的可行性。